第12章第一堂课 (第1/2页)
关爷让他去找老陈。
“你替我管着赌场，工地的活不用去了，”关爷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池袋那间茶室里，手里端着杯凉了的茶，“但你的课还没上完。老陈那边，你每周去一次。不是吃饭——是上课。我在日本混了四十年，能教你的都教了。剩下的，老陈教。”
“他教什么？”
“教我不能教的。”关爷把茶杯放下，看着壁龛里那幅“静水流深”，“我教你怎么在这块地上活着。他教你怎么在这块地上站着。活着和站着，是两码事。”
陆川没有多问。他第二天就去了望道居。
望道居在新宿三丁目那条窄巷的最深处，门面不大，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，上面用楷书写着“望道居”三个字。木匾有些年头了，漆面已经斑驳，但字迹依然清晰——不是机器刻的，是手工一刀一刀凿出来的，横平竖直，每一笔的收锋都干净利落。门口挂着一盏红灯笼，灯笼纸被雨淋过几次，颜色已经褪成了淡粉色。灯笼下面是一扇木质推拉门，门框上贴着半幅已经褪色的春联——上联还在，下联被风撕掉了，只剩一角红纸还粘在门框上。
陆川在门口站了片刻。他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，包里装着关爷给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——桥的全部材料，土地登记簿、房产证、税务记录，还有钟亦鸣手绘的那张地价走势图。他在来之前把这些材料反复看了三遍，现在那些数字、条款、日期都刻在他脑子里，但他还是把文件袋带上了。不是不信自己的记性，是想让老陈看看——关爷把命交给他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推开门，一股混合了酱油、八角和炭火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这气味暖烘烘的，带着油脂的厚重感，和歌舞伎町那些霓虹灯下的脂粉味、柏青哥店的金属味、赌场里的烟味完全不同。灶火在后厨轰隆隆地响，铁锅在火上翻了两翻，锅铲敲在铁锅边缘发出清脆的当当声。油烟被抽风机卷上去，从排气窗排到巷子里。
“进来。”老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，“门别关死，留条缝——排气扇坏了半个月了，油烟散不出去。”
陆川把门虚掩上，走进店里。望道居不大，前面是餐厅，摆了四张方桌，每张桌子配四条长凳。桌面上铺着白色塑料布，塑料布被热碗烫出了几个圆形的印子。墙角有个小神龛，供着关公像——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关公，是一尊木雕的，个头不大，刀法粗犷，脸部的线条已经被香火熏得发黑。关公像前面摆着一个香炉，香炉里积了厚厚一层香灰，上面插着三根还没燃尽的香。
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中国地图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，用图钉固定着。地图上有一个小红点，是用红墨水点上去的——胶东半岛的位置。红点旁边用铅笔写了两个字：老家。
老陈从厨房里端着一盘菜走出来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领口的扣子掉了，敞着，露出里面一件同样洗得发白的灰色秋衣。脚上踩着一双黑布鞋，鞋面磨得起了毛边。他把菜放在桌上——鱼香茄子，油亮亮的，茄子切成了滚刀块，和肉末、豆瓣酱炒在一起，热气腾腾地冒着泡。紧接着又端出来一盘红烧肉，颜色不红，偏黑，酱色重，肉块切得很大，肥瘦相间，筷子夹起来能颤两颤。肉旁边搁着几瓣八角，两段干辣椒。然后又端出来一碟拍黄瓜，黄瓜是整根用刀背拍的，不是切的，断口参差不齐，蒜末和醋的酸味直往鼻子里钻。最后是一碗白米饭，米粒不黏，一颗一颗的，蒸得刚刚好。
“吃。”老陈自己在对面坐下，端起碗开始扒饭。他吃饭的架势不像开餐馆的——开餐馆的人吃饭细嚼慢咽，品自己的手艺。老陈吃饭像干活的，呼噜呼噜往嘴里扒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嚼几口就咽下去，然后用筷子夹一块红烧肉，连着肥肉一口吞。
陆川也端起碗。他吃了一口茄子——豆瓣酱的咸香和茄子的软糯混在一起，比工地上发的冷饭团强一百倍。他又吃了一块红烧肉，肥肉入口即化，瘦肉不柴，酱汁的咸甜在舌根慢慢化开。
“好吃。”他说。
“废话。”老陈头也不抬，“我做了四十年饭，不好吃我早关门了。”
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。灶上的水烧开了，咕嘟咕嘟地响。
“关爷说你每周要来一次。”老陈放下筷子，用手背擦了下嘴角的油，“他说你有问题要问。问吧。”
陆川也放下筷子。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牛皮纸文件袋，放在桌上。“关爷把桥给我了。地契、房产证、税务记录，所有材料都在这里。他说桥的事以后我说了算——卖不卖、卖给谁、卖多少，都由我定。”
老陈瞟了一眼文件袋，没伸手去拿。他端起手边的搪瓷茶缸喝了口茶，茶缸外面的搪瓷掉了一块，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。“他把桥给你了。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
“桥值四十个亿——地铁新站一开，至少翻三倍。关爷攥着这块地攥了二十年，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个亿他没卖。他把四十个亿放在我手里。”陆川顿了顿，“这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家底。他给了我。我不知道我接不接得住。”
“你接不住。”老陈放下茶缸。
陆川没有说话。
“你当然接不住。你今年多大？三十？你来日本不到两年，在工地上扛过水泥，在赌场里站过岗，跟赤松下过一盘没下完的围棋。你管的最大的场子——四楼，总共四张麻将桌，一个金库，两台旧监控器。你手底下有多少人？加上码头那几个，不到三十个。你觉得你能接住关爷攥了二十年的命？”
陆川看着面前那盘已经有些凉了的红烧肉。酱汁在碗底凝成了一层薄薄的油脂，八角被冻在油脂里，像被琥珀裹住的虫子。
“关爷的路子，”老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拍黄瓜放进嘴里嚼得咔嚓响，“他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亿没卖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价格不够高——八亿在八五年是实打实的价。他不卖，是因为他觉得这块地是他的命。他攥着它，就像攥着互助会那七个兄弟的骨灰。他攥了二十年——地价从八亿涨到四十亿，他还不卖。这不是生意，这是心病。你帮他治心病，就得想清楚一件事：你是要把桥卖了，还是把桥变成别的？”
“变成什么？”
“变成能带走的东西。”老陈把筷子横放在碗上，“关爷这代人来日本，是逃命来的。他们以为在日本能扎根，其实扎不下去。互助会那七个人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，关爷对着东京湾烧了四十年纸。我问你——他为什么不寄回国？”
陆川沉默。
“因为寄回去，家里人会问——他是怎么死的？”老陈的声调没有变化，但筷子上夹着的那块茄子停在半空中，“偷渡客，没有身份，死了连张死亡证明都开不出来。骨灰洒在东京湾，家里人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就不用哭。关爷攥着桥，不是舍不得卖，是不知道卖了之后还能攥什么。你说你把桥卖四十亿——他拿着四十亿日元能在日本买什么？买地？他是中国人，在日本买地要过几道审批你知不知道？买房子？泡沫一破房子能值几个钱？存在银行里等着汇率跌？他不是生意人。他是老派人——老派人攥东西不是为了升值，是因为这东西是他唯一的底。你把他唯一的底卖了，就得给他换一个新的。而且不能比原来的轻。”
陆川看着老陈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不大，眼角全是皱纹，但眼珠是亮的，不是浑浊的那种亮，是被时间洗过之后留下来的光泽。他想起了另一个老派人——他父亲。东北的冬天，雪地里的脚印，被地痞捅倒在巷子里再没站起来的那个人。他父亲不是偷渡客，他父亲生于斯死于斯，但攥在手里的东西一样轻得可怜。
“我把桥卖了，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你想清楚——你是树还是贼？”
“树。但你说过，想做树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”
“那是以前。以前是逃命，现在是活命。活命的人可以种树。种树需要三样东西——种子、土、时间。种子你有了。”老陈的目光扫过陆川手腕上那根红绳，“土——你回国才有。时间——泡沫破之前，你还有。大概四年，或者三年，也可能只剩两年。看你运气。”
“您说的是泡沫经济？”
“我说的不是泡沫经济。泡沫是日本人的事。我说的是你的时间——你在这个国家还能安全待多久。关爷为什么这几年急着找接班人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。他老了之后，森田组会动他，陈金龙会动他，赤松看起来跟他和和气气，但赤松的祖父是关东军参谋——你以为赤松请关爷喝茶是在交朋友？赤松这个人，对有用的人笑，对没用的人连个表情都欠奉。他对关爷笑，是因为关爷手里有桥。桥到了你手里——他对你笑，是因为你手里有桥。哪天桥不在你手里了，他还会对你笑吗？”
陆川想起赤松在关爷家宴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陆桑，你和我都是异乡人。异乡人要活下去，要么离开，要么成为规则本身。”那天赤松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，像一个老熟人在饭桌上分享一道新菜的做法。但陆川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句话里没有任何温度。
“赤松约我下周喝茶。在他办公室。”
“他让你带什么？”
“他没说。他的秘书藤田只说赤松想谈谈。”
“那你带三样东西。桥的地价走势图。都营新宿线地铁新站的规划图。还有，赤松近五年的地产交易记录——关爷那里应该有。”
“我带了。”陆川从帆布包里抽出几页复印纸，上面是钟亦鸣用铅笔一行一行标出来的数据。“亦鸣分析过——赤松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名义买过地。他每一笔交易都通过不同的壳公司，注册地址全是同一个邮政信箱。”
“这条信息他知道你知道——他不在乎，因为这是合法的。合法的隐匿不是秘密，是门槛。”老陈把纸放在桌上用指节压平，“你让赤松知道你摸清了他的规则，他反而会对你有兴趣。你什么都不查就去，他会觉得你是来求他的。你查了去，他会觉得你是来跟他下棋的。他喜欢下棋。他祖父在满洲跟苏联人下过军事推演，他父亲在战后跟美国人下过政治谈判，他自己在住吉会跟老派极道下权力交接。每一代人都在下一盘棋，每一代人都输了一半。赤松的棋还没下完。”
“我去了说什么？”
“不是你说。是他问你。他会问你对地产走势的看法——不是真想听你的分析，是想看你用什么逻辑分析。他会问你关爷为什么把桥给你——不是真想知道原因，是想知道关爷现在还管不管事。他可能还会问你——如果有一天泡沫破了，你怎么办。你就告诉他实话。”
“什么实话？”
“泡沫永远是泡沫——这话你自己说过。但泡沫什么时候破，没有人能精确预测。他会拿这个试探你，因为这是他的真正底牌——他这几年一直在边做多边做空，把地产和股市仓位套在一起赚双程钱。你告诉他你没有精确日期，但你知道迟早会破。他不怕说谎的人。他怕说真话的人——因为他自己从来不说完整的真话。”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